董晨宇:当戈夫曼遇到互联网 | 论文带读13

果冻

3分钟前：

戈夫曼运用拟剧理论来分析和解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互动，为研究微观的社会行为开辟了新的领域。然而随着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现实生活中表演的成本越来越高。不过，社交媒体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互联网催生了一种新型品味表演形式——文本表演，人们可以通过音乐、书目来展示品味。比如说个人在网络直播中的“表演”、网络游戏中的自我呈现、朋友圈的形象建构与自我管理等等。最后，我只能说，今天这篇文章真的写得好，绝了！马上给我看！！！

社交媒体为人们的自我呈现带来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使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面临着哪些挑战？本文提取他所提出的四组概念，放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中重新审视，探讨自我呈现在互联网中的变迁。

关键词  自我呈现；社交媒体；拟剧理论

自我陈列与语境坍塌

在早期自我呈现的研究中，戈夫曼聚焦的是一种面对面的身体呈现。也就是说，人与人借助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彼此相遇。它往往具有“现场直播”的性质，这意味着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都会稍纵即逝，不可能使用影像技术记录在案。

这种日常生活的“现场直播”难免让人想起本雅明的论断。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了一个美学概念：光韵（aura），称之为“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萎的东西”。他举例说：“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边休憩一边凝视地平线上的一座连绵不断的山脉或一根在休憩者身上投下绿荫的树枝，那就是这座山脉或这根树枝的光韵在散发。”

光韵突显艺术“原真性”“此地此刻”的价值。艺术的光韵会受到空间、时间的严格限制。举个例子，歌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它的光韵只能在剧院这个范围内起作用，此为空间限制；它的光韵也会在歌剧表演结束之后渐渐散去，此为时间限制。在本雅明看来，机械复制文化（例如电影、唱片）用“无时无刻”取代了“此时此地”，严重损害了艺术中的“光韵”，削弱了艺术的崇拜价值和仪式价值。

现实生活的自我呈现更类似于本雅明所说的歌剧表演，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则更类似于唱片。换言之，戈夫曼意义上的自我呈现是一种日常表演，但在社交媒体中，自我呈现更接近于一种“陈列”。互联网中的自我呈现从舞台表演（performance）变成了“自我”的展览会（exhibition）。

因为技术的限定，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又往往是缺少具体语境的，有学者称其为“线索隐褪的环境”（Cue-reducedenvironment），也有学者借助梅罗维茨的思想，为之命名为语境坍塌（contextcollapse）。比如，微信朋友圈作为自我呈现的“展览厅”，记录着我们的各种感触和经历，寄托着彼时彼刻的特殊语境和情感体验。但如果别人翻看我们几年前的微信朋友圈，那种情感体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没有“光韵”的。这样一来，我们被误解的几率，也就随之增加了。

操纵给予与隐藏流露

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最为知名的一对概念便是前台（frontstage）与后台（back stage）。我们对于前台和后台的操纵，便是“印象管理”（impressionmanagement）。

不过，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管理也并不是总能很成功。在现实生活中伪装自己，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研究者通常使用戈夫曼的另一组概念对此加以解释：给予和流露。所谓给予，就是我们有意传达的那部分信息；所谓流露，就是我们无意间传达的信息，比如一个眼神或者体态。在面对面的沟通中，很难完全把握“流露”了哪些信息。

这一切在社交网站中都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总结为八个字：给予强化、流露弱化。在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中，那些难以控制的眼神和微表情都被隐匿在屏幕之后，我们所讲的话、上传的照片，都可以经过精心包装，总而言之，我们对自己的形象有了更多的掌控力。

这种自我形象控制权的强化意味着什么呢？学者们的答案很多，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为例，她提出了“人性游乐场”的概念。在《群体性孤独》中，特克尔又将批判的目光转向了社交媒体中那个“经过精心设计的理想自我”。在互联网中，人们真实、复杂的一面被缩小，完美、精致的一面被放大。在分享的过程中，人们满足了自己被重视、被认可、被崇拜的需要，甚至还会渐渐对自己产生一种自带光环的幻觉，迷恋上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社交”。

很多研究者仍然将赛博空间视为“第二人生”、逃离现实的出口。然而，线上与线下的边界并不是清晰可见的，我们也不太可能在社交媒体上肆意打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在虚拟世界中的披露与控制，总是会将一些社会规范（norms）作为标准和前提。

观众隔离与观众想象

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下会采取不同的印象管理策略。理解这一点，便可以引申到戈夫曼的另一个关键概念：观众隔离。所谓观众隔离，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或一群人进行自我呈现时，并不希望另一个或一群人毫无预兆的闯入。这些不速之客可能会打破我们既定的表演剧本，让我们手慌脚乱。

从逻辑上讲，成功的观众隔离至少需要有两个具体的前提：观众是可被识别的；观众可被隔离的。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前提往往都是可控的（如恋人们会把争吵的地点放在卧室）。

不过，在社交媒体中，这两个具体前提都在遭受威胁和挑战。社交媒体观众在逐步隐退。每条微博都会显示阅读量，那到底是什么人在阅读？这个问题似乎很难找到答案，因为在社交媒体中，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观众，他们集体隐身在我们的微博里，被浓缩成一个数字。因此，我们在社交媒体中，面对的不再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清晰可辨的观众，而是一种想象的观众。

在具体的社交媒介中，观众隔离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微信分组、微博仅好友可见。但这种操作存在至少两个问题：时间和精力成本太大；分组虽然固定，但每条信息希望传达给的对象却是流动的。于是，把关（gating）行为便往往会降格为一种最小公约数原则，要义便是：人畜无害，尽量避免真实复杂的情绪流露，选择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内容进行展示。

物的展览与品位表演

在生活中，我们往往需要通过展示“物品”来呈现自己的职业、身份、价值观——“品味”。通过这种品味表演，我们巩固了与自身所处的圈子之间的纽带关系，也与其他群体“划清界线”。品味表演不是一个新兴产物，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出现过对于品味表演的经典讨论。

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中分析了有闲阶级的诞生过程。他认为在原始社会，劳动能力（即狩猎能力）的差异使得某些个体赢得了更多的社会尊重，社会阶级雏形初现，男女社会分工也逐渐形成。这时，一部分男性就从生活琐事中解放出来，专事打猎或领导部落。当私有制经济出现，拥有较多财富者通过雇佣仆人进一步将自己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凡勃仑将这群人称为有闲阶级，“明显消费”是有闲阶级满足虚荣心的手段之一。比如，有闲阶级会使用手工制作的银汤勺吃饭，高昂的价格为物品镀上了一层文化维度的美感，这种美感正是人们在品味表演时试图展现的东西。

如果我们转向社会学的讨论，便能发现更多的品味表演动机。齐美尔将品味的个体性和集体性有机结合起来，认为个体可以保有并展示自身的个性和独特性，具有多样性的社会品味应运而生。齐美尔在分析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追求时尚、展现品味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时尚会自然而然地推动区分社会身份的运动：一方面，人们模仿他人以融入一个集体；另一方面，人们想尽方法展示个性、区别于他人。布尔迪厄走得更远一些，他认为品味与社会权力息息相关。人们表面上是在呈现品味，实则是在呈现自己的社会阶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统治阶级正是通过品味将自己同其他阶级区分开来，以加强自己在阶级场域中的优越地位。

随着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现实生活中品味表演的成本越来越高。不过，社交媒体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互联网催生了一种新型品味表演形式——文本表演，人们可以通过音乐、书目来展示品味。这种方式不仅成本低，而且也为人们操纵自己的品味提供了更多空间。

实际上，随着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现实生活中的品味表演所需要的成本越来越高。不过，社交媒体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一种新型品味表演形式——文本表演（textualperformance），即人们可以通过标记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目来向他人展示品味。这种便捷的方式不仅成本低，而且也为人们操纵自己的品味提供了更多空间。个人通过填写平台资料构筑起的乌托邦充满了讽刺，然而正是在亦真亦假之间，存在于个人真正的品味与展示出的品味之间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

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绝大多数的互联网自我呈现研究都集中在Facebook等美国主流平台之上，研究者需要对更加多元的社交媒体进行考察，并将社区文化与自我呈现策略加以勾连。

第二，绝大多数互联网自我呈现研究都依托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极少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对自我呈现的影响，造成了一些对“学术殖民”的担忧。

第三，绝大多数互联网自我呈现的研究都集中于个体层面，也就是分析个体在互联网中的形象塑造和身份构建，这与戈夫曼研究的初衷似乎已经有一些相悖之处。因此，社交媒体中的集体表演（例如家庭微信群）可以成为研究者进一步挖掘的理论视角。

第四，对自我呈现研究的批判之一，便是这种分析太过“微观”化，又经常会沦为生活片段的“描述性”讨论。因此，“品味表演”研究就显得十分难得，因为它将戈夫曼和布尔迪厄相连接，将微观的日常分析与阶层分析相连接，为传统的自我呈现研究赋予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社会批判色彩，可以成为未来研究继续推进的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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